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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简称CSR)成为学术研究的议题由来已久。公共舆论要求企业在经营中不仅要关心自身利益,还要关心与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以及企业的社会影响。于是,越来越多的组织与企业开始认识到成为一个‘对社会负责任的企业公民’的重要性。”[1]

  在今年年初的富士康第1、2、3跳的公关危机中,富士康方面似乎一直在强调它的无辜,但其言辞却并无多大的说服力,只能显示出其公关部门的无知与无能以及企业的不负责任的消极形象。在年初“跳楼事件”的声明中,富士康方面只是表面潦草解释员工自杀系自身心理因素所致,与企业无关。这不该是身为世界500强的富士康应有的素质,更不该是其公关部门所允许发布的声明。缓解危机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极力找出利己的证据以示无辜。而富士康并没有在证明其员工自杀的原因系自身心理因素所致,而是很“洒脱”地将还原真相的事情交予警方处理,而当事者却也真是“一脸无辜与无助”,这样的公关能力与社会责任感怎能体现偌大跨国公司的经营理念与良好的信誉?众所周知,在危机中,企业领导及公关人员最应懂得如何“化危为机”,但此刻却显得如此无能与软弱,势必会引起社会的强烈不满,使企业形象严重受损。

  5月25日,第11位富士康员工跳楼身亡,远在台湾的鸿海集团总裁郭台铭终于“按捺不住”,立即来深圳工厂调查原因。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这位以创造全球最大代工工厂而赚得巨亿财富的台湾首富很快就得出了结论:富士康无责。他表示,富士康与心理专家讨论后的初步结论认为,该公司工厂的管理并无问题,而自杀与员工天生的个性和情绪管理有关。郭总裁的结论很明确,自杀员工天生的、内在的情感结构问题导致了这些悲剧,与富士康的工厂体制没有丝毫关系。而且,这位精明的台湾巨商深谙大陆的实际情况,以稳定为名规劝大陆媒体多从正面进行报道。很显然,富士康在此次公关中并没有担负起对自己负责、对员工负责、对社会负责的责任,社会责任感较低。

  而这种较低的企业社会责任感,也使富士康的危机公关变得很是迟钝,企业在危机处于萌发状态时,不能快速作出反应。5月25日,富士康负责人台湾首富郭台铭来到深圳直面新闻记者。5月26日,郭台铭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心理暨社会学专家团调研座谈会时,在会场当着专家学者、员工代表、媒体记者等千余人的面深深三鞠躬。但危机公关正确的处理方式之一是必须迅速反应。然而,富士康高层直到连续出现12起事件时才想到了如何应对社会大众。同今年年初的丰田“召回门”事件一样,富士康没有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站出来承担应有的责任,而是在事件扩大后采取一系列服务。

  在富士康曾出现过几次保安随便打人事件,而且工人寝室的钥匙必须交给门卫保管。再就是,在这种工作强度下,富士康领导层把工人的“基本工资”按照深圳市2008年公布的最低线上给予发放,其实质就是软暴力强加班。郭先生甚至曾说,他的管理目标是要让工人成为“聪明的机器”。

  在6月8日的股东会上,郭台铭再次“有备而来”地准备了投影仪和相关资料,向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在场的媒体记者放映了一个欲图自杀员工的“遗书”。该“遗书”显示,这是一位19岁的职员在跳楼之前写下的,内容大意是:母亲老是“叫”他“去死”,他打算从富士康跳下去,“因为富士康多少会赔点钱”,而这是他作为儿子唯一能回报给父母养育之恩的事。该员工写下遗书的时间显示为2010年5月31日15点。

  郭台铭拿着这封无法核对真伪的“遗书”对现场的股东和记者说,他决定对跳楼自杀的员工停止发放死亡抚恤金,因为10多位寻短的员工“有可能是冲着高额的抚恤金才轻生的”。以上这些种种迹象均表明富士康公司内包括郭台铭在内的领导层“人文化”精神的欠缺久已。

  尽管郭台铭一再否认富士康是“血汗工厂”,但是一个月只休息两天,每月加班一百多小时可是不争的事实。这里的工人似乎注定要成为机器的一部分,整天以机器为伍,每个人都被机器所隔开。这种过分理性化的管理割断了员工与员工之间的联系,日复一日的“冷漠升级”更让企业的文化建设水平愈来愈低,没有良好的员工之间的内部关系,良好的人文环境就不可能顺利实现。

  而企业组织内部关系的不和谐不仅体现在员工与员工之间的冷漠关系上,更体现在企业高层与员工之间关系的不和谐。据一位曾在富士康工作过的员工所述,在公司内台湾人与中国大陆人有不同的待遇,他们有特定的工作通道,不与大陆员工共用。除此之外,制度使员工不得休息,管理者粗暴的管理模式让员工苦不堪言,待遇差异性过大,工作强度大等问题和不足也是导致企业组织高层与员工关系不和谐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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